随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话题成为时下的焦点之一。而农民工应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的提法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央视财经评论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戈认为，到工业化后期，这个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所有具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社会阶层。
到工业化后期，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
随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话题成为时下的焦点之一。而农民工应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的提法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与关注。那么该怎样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如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央视财经评论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戈进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为您一一解读。
推动这个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正在一步步有条不紊的推进。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最被社会关注的问题之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也被同时列入讨论议题。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正式进入解题程序。
会议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工作。包括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必须加强产权保护。
坚持有质量效益的发展其实还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紧接着的两项方针“必须弘扬劳动致富精神”和“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则是对如何“分蛋糕”的定调。
对中国来说，继续做大蛋糕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把蛋糕如何分得公平，如何通过“分蛋糕”激励人们创新和创业的工作热情比单纯的做大蛋糕，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性。分好蛋糕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弘扬，也不仅仅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没有大众购买力，繁荣不可持续
美国在19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表面上看是由于1929年的股灾所引发的，但是实际上从几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分析结果来看，分配问题没有解决，更多的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工人没有钱去购买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迎来它最兴旺的时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底特律的车工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典型形象。在汽车工人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时代，必然是汽车迅速普及的时代。
汽车社会的到来，证明了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的论断：只有当普通民众过上体面生活的时候，经济才能真正的繁荣起来。没有大众的购买力，繁荣不可持续。罗斯福新政的真正成果在此时体现了出来。
农村人口还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的一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大家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
我们从世界上各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得到的教训是：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纠正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
对中国来说，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是亡羊补牢，因此必须有紧迫感。
中国的城市化造就了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掺杂了半城市化或者假城市化的水分。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了城市里面，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没有能把这些人口变成一个可以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工业品过剩的重要原因。
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虽然距离发达国家“橄榄型”的收入结构有差距，但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整个的社会投资的急剧的上升，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导致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埃菲尔铁塔型。众多原本认为自己在金字塔上半截的年轻白领掉入了底座。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反腐、扶贫和国家政策对公共服务的大力投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势头被遏制。但值得注意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有些普通劳动者失业或收入减少。在历史的又一个重要时刻，是更多的考虑减员增效，让员工来承担淘汰过剩产能的主要成本，还是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优先让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用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两种路径的选择，代表着中国发展的两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