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经济要解决好“蛋糕”分配的问题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是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和这个概念提出时的2006年相比，中国人给出的答案开始不那么确定了。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在笔者看来，这些优势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再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
让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回顾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在工业化的初期，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由专业级的知识分子、政府中层以上公务人员以及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所构成。到工业化中期，这个群体扩大到所有的企业管理人员、全体政府公务员和非政府组织从业者、大部分知识工作者、大部分小业主和少部分体力劳动者。到工业化后期，这个群体会扩大到产业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大部分农民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到所有具有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社会阶层。到这个时候，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就真的形成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在美国参观过一家犹他州的农场。这家农场有四名美国员工。一位是农场经理，大学毕业，现在负责经营整个农场同时也每天下地干活，年薪是7万美元。两名工人，一位是从伊拉克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兵，一位是墨西哥来的移民。还有一位是女会计兼文员，他们的薪酬都在3-5万美元之间。我做了一个小调查，他们异口同声的都认为自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当社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况以后，虽然依然有巨大的贫富差距，虽然依然有各种社会问题，但产生社会动荡的因素已经基本消除，社会就进入到一个超稳定结构。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时代，和上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在中国体制优势的背景下，让所有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将做好的“蛋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
和做大蛋糕相比，分好蛋糕要重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因此对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来说，需要更大的勇气也需要更高的智慧。而且，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